赵本山最容易被文化界所轻视的地方是过于世俗，文化层次不高。轻视者的内心有一把潜在的标尺，他们所追慕的文化层次大抵有两个方面：要么国际气派，要么古雅蕴藉。大凡原先文化普及度不高的国家和民族都会产生类似的追慕，而这种追慕也确实是合理的。但是，用真正现代“大文化”的观念来看，这种追慕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肤浅的。世俗文化是全部文化构架的根基，也是推动精雅文化不断演革的动力，它比精雅文化更天然，更贴近民族的生态，因此也更长久、更深入人心。
———余秋雨
险遭讨伐
赵本山的喜剧表演艺术，终于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归功于他朴实无华的表演，归功于东北二人转浓郁的乡土气息，甚至归功于人们心中一种久违莫名的情感。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大地浸泡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硝烟战火之中，生灵遭涂炭，人们大概不知开心的笑为何物。建国后，硝烟散尽，人们迈起“大跃进”的步伐，其中笑话出现过不少，比如“一亩地产一万斤粮”，“一根地瓜一千斤”，可没人笑，没人敢笑。幼稚的极左政治，彻底铲除了人们幽默的笑的神经。接着又是“十年内乱”。口诛笔伐，你死我活，刀光剑影，打打杀杀。大笑成为痴呆症的病状。待“内乱”结束，改革开放，人们匆忙地打开所有的窗户，大洋彼岸的西半球的新鲜空气滚涌而来，人们迫不及待全身心地投入到“洋”货色之中。自己的根本在匆忙中失落了。
人们遗忘了朴实实在是自己最宝贵的品质。朴实，这可爱的人性，竟像一个“幽灵”游荡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
忽然有一天，一个瘦弱农民从山沟里向人们走来了，他走到了沈阳大戏院的舞台上，舞台下的观众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失落已久的梦境，人们大笑、狂笑，差一点儿笑傻了。在这片笑声中，这个农民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神坛”，一个用黑土地上的烂泥巴垒造成的、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神坛”，一个观众心中的“神坛”。
这一切，赵本山自己全然不觉。
这一年，赵本山只是在不停地演出。在沈阳大戏院打开了突破口，后又转到铁西剧场、和平剧场，后又下到各大工厂……所到之处，演出的节目不外乎《摔三弦》、《瞎子观灯》、《１＋１＝？》。几个盲人形象，被赵本山演得活灵活现，虽然是翻来覆去地演，却有层出不穷的魅力。因为赵本山的表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碰到啥演啥，看到啥说啥，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新的创造。戏在他自身，而不只在戏中。难怪有一个忠实的观众，曾带领全家跟踪赵本山三个剧场，连看１２场演出竟不倒胃口。
后来，赵本山的演出竟惊动了从来也不看演出的人。一日，沈阳市七十多名盲人代表汇集辽宁省文化厅和省广播电视厅门口，愤怒声讨假盲人赵本山。他们认为：赵本山在舞台上和他们一样，在台下却能睁开双眼，是彻头彻尾的同类中的“异类”，他在沈阳吃盲人的“饭”，应该把他驱逐出沈阳市。如果他不离开沈阳，沈阳的“盲帮”帮主就将下令，命沈阳市所有盲人，沿大街小巷搜寻赵本山，抓住后将其眼珠子抠出来，逼迫他“入伙”。七十几人的队伍，涌进办公楼走廊里，一边喊口号，一边敲地板，七十几根坚硬的马杆同时敲打地板，发出“咣！咣！”的声响，真是地动山摇，威风凛凛。好在有关部门和领导及时调解劝说，赵本山也亲自出面解释，双方才化干戈为玉帛，相安无事。
１９８７年，赵本山就这样风风火火红“透”了沈阳城。
多亏姜昆
１９８７年，姜昆率中国广播说唱团到辽宁铁岭市演出，地点就是铁岭市体育馆。热情的观众闻风而至。演了第一场，姜昆发觉铁岭市的观众有点儿不对劲儿；演了第二场，姜昆忍不住了。桌子一拍：我说你们铁岭的观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些年全国各地差不多走遍了，到哪演出都是笑声、掌声、欢呼声不断，你们铁岭咋就没多大反应呢？脸上连笑模样都没有，是水土原因脸上的笑神经麻木了咋的？
有一位傻大胆儿冒失鬼儿答一句：“姜老师，跟您直说了吧，看你们的演出哇，还不如看俺们铁岭团的赵本山呢！”
“什么？中国广播说唱团不如你们铁岭团？”
姜昆是名副其实的有涵养有学问，只平静地说一句：“那咱们看看你们铁岭团的赵什么的表演吧，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嘛。”
命令传到铁岭市民间艺术团，赵本山等人不用排练，拎几件破道具，来到体育馆，特意为姜昆带队的中国广播说唱团安排一场演出：两个节目：《１＋１＝？》、《瞎子观灯》，都是赵本山的拿手戏。
以姜昆等全国著名的艺术家为首的中国广播说唱团，一行数十人，坐到了铁岭体育馆主席台上。有喝茶的，有喝水的，等待着铁岭市民间艺术团的表演。那心情大概有点像金庸、梁羽生小说里的武林高手练完了“少林十三绝命腿”，喝了两壶陈年老酒，背着手溜达到大街上，观看卖膏药的、翻跟头和打把式的。总之，心情肯定是轻松愉快的，顶多外加一点好奇。
演出开始了，从场地一侧黑糊糊的小门里走出三五个人，拿着两把二胡和一个黑不溜秋的小鼓，外加一个破锣。锣一敲，从角落里就又走出来一个弯腰驼背，头上戴着一个褪了色的塌了沿儿的破帽子的老农民。瞧，就是赵本山。赵本山和李静一板一眼地演戏。演着演着，台上喝水的不喝了，喝茶的放下了杯，“嘎嘎”地笑起来没个完。就连平日里专逗别人笑，自己嘴都不咧一下的几位老相声演员也大笑不止。演完了戏，姜昆乐得走下台拉住赵本山的手，拍着赵本山的肩，心情别提多高兴了！
他问本山：“你这些东西是从哪讨弄来的，真绝透了，咱可谁也整不了。”姜昆带人回了北京。
姜昆到底是个真正搞艺术的人，爱才如命。回到北京就跟袁德旺讲了他的铁岭之行，说有个叫赵本山的如何如何厉害。袁德旺是谁？他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他正愁“十一”国庆晚会没好节目呢，他听姜昆这么一说，赶紧从铁岭找来了赵本山。
在中央电视台国庆晚会彩排现场，赵本山换完服装一出场，摄制组人员就憋不住想笑，第一句台词出口：“行了吧？不大离就得了呗。”大家已经笑出声来。等演到赵本山扮演的丈夫被媳妇逼得无奈，只好到村长家要钱而由于胆怯又不敢敲门时，顺嘴说了一句台词“……这不是坑人吗？不去还不行，摊上这败家老娘们儿，她就跟你干！”
袁导演正在喝茶，乐得失控：噗一口上好的花茶喷到了地上，还呛得直咳嗽。几位摄像人员也乐得手足无措，竟忘了操纵摄像机。
赵本山在中央电视台一露面，接触他的人都感受到了东北地方戏质朴亲切的魅力———赵本山的魅力。
“十一”国庆晚会按时开播，第一个节目就是东北赵本山的《１＋１＝？》。赵本山“打入”了中央电视台，可惜这不是春节晚会，赵本山还没有夺得中央电视台最灿烂夺目的明珠———春节晚会上的金牌。
三闯中央电视台
国庆晚会大获成功，赵本山对春节晚会满怀希望。果然，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剧组发现了赵本山，选中了赵本山。赵本山和他的搭档李静赶排了“二人转”拉场戏《跳大神》，经剧组导演审查，通过。１９８８年１月，冒着刺骨的寒风，赵本山和李静曾三次奔赴哈尔滨（哈尔滨是１９８８年春节晚会的分会场）；节目先期录制完毕，就等着“三十”晚上播放了。可到时候没播，咋回事？原来是录音不合格，纯属技术问题。
中央电视台临时把赵本山Ｐａｓｓ了，赵本山在家望着电视干瞪眼。看来，要想真正“打入”中央电视台，真比登天还难啊！
第二年１月，应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剧组的再次邀请，赵本山携带他已在东北演了上百场的喜剧小品《老有少心》，到北京接受审查，他的表演又一次顺利通过了。可是正排着排着，有一位很有见地的编导走过来对本山说：
“赵本山同志呀，有个问题我得提出来，你看，你这个小品好是好，可里面的东北土话太多，南方观众听不懂，你看怎么办？是不是改一改？”
“咋改？改成北京话？”本山觉着要出事儿。
“改成北京话也不用，改成标准话最标准。”
“那也来不及了，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没有办法呀。”那位编导两手一摊，做无可奈何状。
本山明白了，这次又玩儿完了。
“那我就走人吧，说啥也没用了。”本山收拾行装，蔫退。
本山这次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到家，本山对自己发起了火：“真不信这个劲儿了呢，明年要是再冲不上去，我就不姓赵了！我就不演二人转和小品了，干脆改行说相声去！”本山嘴上说是说，心里却在暗自琢磨：“这东北土话可怎么个改法呢？看来还得研究研究……”
赵本山悄悄用上了劲，他开始磨斧擦枪，准备明年三闯中央电视台。
再说１９８９年下半年，１９９０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剧组已经成立。剧组编导们在开会研究节目时，大家都想到了起用东北的赵本山。可由于编导组是全新的人才，没人看过赵本山的小品，只听说过此人表演厉害，而且善演喜剧小品。一天正在议论此事，碰巧相声演员冯巩凑过来看热闹，冯巩弄清原委，当时举手发言，“我手里有一盒《东北最红笑星赵本山专辑》录像带，是我托朋友从沈阳送来的，我也正想研究赵本山呢！”
“那赶紧拿来看看吧！”编导们大喜过望。
编导们又看中了赵本山的小品《老有少心》（后改名为《相亲》），小品那抒情的风格，正符合晚会需要；赵本山那质朴、风趣、真实而又无处不俏的表演，正中编导们下怀。编导们看罢录像带相视而笑：“就是他！”
难题解决了，前些天还为找不到好的小品而发愁的编导们兴奋得夜不能寐，举杯同贺，平时因心脏病从不贪酒的小品组负责人王景愚，竟一口喝干了一杯老白干。赵本山进京。找搭档，排练。
找谁跟本山合作好呢？找宋丹丹？电话打到宋丹丹家。宋丹丹正身怀六甲，没法装老太太；找岳红？一问岳红正在“坐月子”；那就找赵丽蓉吧。赵本山亲自坐车去找赵丽蓉，找了两天一宿。找着了，一算计，不行，赵丽蓉还有大事，无法脱身。经再三商议，最后决定选用和赵本山合作演出过这个小品的辽宁阜新市艺术团演员黄晓娟。
黄晓娟星夜进京。排练开始。
排了几日，为慎重起见，编导们决定在请上级领导审查之前，先在剧组内看一遍。于是，在中央电视台１４楼的排练室里，本山的戏开始了。
本山开始做戏，他有意识地纠正自己平时演出时过分夸张的形体动作。可是，几句台词过后，他不知不觉地恢复了那些习惯了的动作；弯腰、弓背、曲腿、屁股往后使劲、两脚站不稳似的不停地踏步、摇晃。虽说剧本中他扮演的“徐老蔫”是个近视眼，可他把这个近视眼发挥到了把手表贴在眼皮上才看清钟点的程度，简直成了一个接近百分之九十九的盲人，这哪里是剧中那个朴实、健康、风趣、爽快的“徐老蔫”？要说是马戏团里的小丑，倒有点像。
编导们笑不出声来了，有一两个人捧场似地干笑两声，反更增加了排练场上的尴尬。尽管本山有几个“包袱”甩得很俏，要是在剧场里，必定会叫观众捧腹大笑，可编导们对戏的整体感觉不舒服，笑的神经已无法拨动。
编导们大失所望，开始议论。议论的声音本山可以听得见，当时在本山听来，就好像小时候有一次捅了马蜂窝，一根根的针刺在他的脸上一样难受。
“人物形象不美呦。”
“主要是情感不真实！”
“感觉抓得不准！”
“词也不太清！”
“有些卖弄！有点像耍！”
“干脆！重新排吧。”
在一旁一直听着的赵本山，早已出了一身冷汗，他从来也没想到过自己会失败。前两次的受挫都是由于客观上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他最自信的表演功夫，现在他尝到了自己跌跟头的滋味。
黄一鹤导演给本山拿来了小品《老有少心》的最早录像带。本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向当初的“赵本山”学习，寻找当初那种准确的感觉。看着看着，本山竟然让当初那个“赵本山”逗乐了。
在痛苦的思索之后，本山找到了自己毛病的根源，他意识到：当初自己那种准确的艺术感觉，真实质朴的表演风格，是在后来频繁的演出中丢掉的。他曾带着这个戏，一年里走遍东北三省，演出三四百场，场场爆满，笑声不断。东北的老乡是打心眼里喜欢他，他在台上一举手一投足，都可以引起观众的大笑，他便钻心磨眼地逗他们笑。到后来，已经不是戏让观众笑，而是他本人在“逗”大伙乐。在大伙眼里，他是一个被溺爱的顽皮的孩子，怎么做都惹人喜欢，就像一个朋友对他说的那样：“你在台上放个屁都肯定是香的。”
“是东北的老乡宠坏了我赵本山，但不怪别人，还怪自己表演艺术的不成熟，还没达到完美的程度。”
本山心里在翻江倒海，表面却装作若无其事。晚上睡觉，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清晨４点他“扑梭”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发着狠：
“说死我也得整成功，整不明白，我不回东北见家乡父老了!”
山里汉子的倔劲儿上来了。赵本山，就像他自己在二人转拉场戏《１＋１＝？》里说的那样：“蔫巴人、故捣心，关键时刻才较真儿。”
在王景愚的指导下又进行了两天紧张的排练。赵本山全身心掉进了戏里。
感觉找到了!排练很顺利。
养育之恩
１９６５年深秋的一天，早晨醒来，赵德仁推推身边的老伴，不见动静；喊两声也不见动静，再一摸，凉了。生养了赵本山的母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据我后来了解，这一天是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８日)。在同一天里，在远隔千里的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接壤处的赤峰市的一个普通家庭里，降生了一个胖胖的端庄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乖巧伶俐有一副金嗓子，后来竟成了赵本山的女朋友———第二个妻子马丽娟。再说赵德仁的老伴儿咽气了，亲戚邻里都来了，家里大人孩子围在一起，乱作一团，哭作一团。人被抬到了外边，屋里开始收拾死者用过的衣物被褥、器皿。站在一旁的爷爷走了神儿，两手一松，背在后背上的小三一下子掉进了家里用来取暖的火盆里。“哇”地一声，５岁的小本山痛得大嚎起来，本山爸回身一把把小本山从火盆里抱出来，看着小本山小屁股上的大水泡，冲着爷爷没好气地数落两句：
“咋整的？孩子都看不住!越忙越不管用。”
本山爷这才从悲伤中醒过来，看着心爱的小本山的屁股烧成那样，两行老泪滚了下来……
“那天真够受的。家里本山哇哇哭，他妈停在外边，大人们也都哭哭咧咧的，他爷也在哭……”
本山爸３０年后跟我谈这段往事时，仍对此记忆犹新。
本山父亲谈起话来干脆，不管多么艰难的往事，他都可以用最平常的语调，用最直白的词儿给你叨咕出来，不带一丝缠绵，好像所有的事情对于他都是正常的、应该的。听他那口气，好像自他走后家里的生活是个什么样，他从来都没去想过，无须想。他出走北大荒时，本山８岁。这十来年本山是怎么过的他不太清楚。他只知道他走后，家里的事都由本山爷料理。
其实，这段时间里本山喜欢接触的就是他的二叔——瞎子赵德明。这是一个对赵本山的艺术生涯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人物，一个可怜又可敬的人物。赵本山后来演《摔三弦》出了名儿，全国人民差不多都知道他有个盲二叔。
“我在那荣旗那几年，家里他爷带本山他们哥四个在一起过日子，挺苦！１９７１年我回莲花把家里大小７口人(包括老大的二孩子)，都带去了那荣旗。到了那荣旗他们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冷一天热一天的，本山他爷就得了病，再加上户口又落不下，他们７口人又都回来了。我没回来。他们回到莲花，本山他爷病重就死了。要不是折腾这一回，他也不能死……”
听本山父亲这么简简单单地讲，你大概听出了本山从小家世的坎坷，但本山真正生活的艰难，还是在他爷去世以后。
爷爷去世后，本山的姐姐本香嫁给了村里的老孙家的孙辉。本山的大哥一家人在沟北盖了一栋房子，在外单过。家里只剩下小本山一人独守三间土房过日子，这一年本山１４岁。
一个人独守空房的冷清，一个孩子面对黑夜的恐怖，一个少年面对锅台的苦涩……这些都是赵本山童年的苦难。可这些苦难加起来也不如小本山心灵的创伤更让他感到痛苦，那便是小本山童年失去了母爱。母爱的失去大概是人生第一大遗憾。
在那段让赵本山后怕的苦难的时光里，小本山凭着人性的渴望，找到了母亲的身影，捕捉到了母爱的温馨。这一点点爱竟成为他日后人生之旅不竭的动力之源。
１９７２年，１５岁的赵本山结交了一个要好的朋友———同班同桌的同学李兴华，并因此认下了一个干妈———李兴华的母亲周玉梅。
今年６２岁的周玉梅，是一个极勤劳的地地道道的农村老大娘。
我问赵本山当年认她做干妈时的情景，她还未开口，眼泪却已夺眶而出。她一边顺手拿起炕席上一团黑黑的毛巾擦她那两行老泪，一边讲起过去的事情：
“我的二儿子叫李兴华，那一天放学后没回家，很晚才回来。我问他这么晚回来干啥去了，他说他到同学家去了。我就问他他的同学叫啥呀，家都有啥人哪。他说他的同学叫赵本山，家里没人，一个人过。我一听说是一个人，我就告诉兴华明天把他领咱家来，我看看。第二天，我儿子把他领来了。我一看这小孩，心里就难过。一个小小子，没爹没妈，一个人过日子，多难！我知道这苦，我自小３岁没妈，７岁没爹，咱有体验。我就告诉他，以后跟兴华常到家里来玩吧，就把这当你的家吧!”
“过了几天，本山跟我儿子提，说要认我当干妈。我儿子跟我一说，我说那就认呗。本山就来认我当了干妈。磕了头，还说：‘我没钱，啥也买不了’。我说认就认呗，买啥呀？从那以后，本山就常到我家住。从１５岁到１８岁，白天和我二儿子一起上学，晚上就和我的四个儿子一起玩，又是拉二胡，又是吹喇叭，还能给他们变魔术，逗得他们‘嘎嘎’地乐……”
嗨!本山在我这里也没享着啥福啊，我们吃啥他也吃啥，整天都是吃糠咽菜的……
后来本山大了，有人给说了几个对象都没成，都是因为家穷，家里没个撮扫帚根儿的地方。后来定了个对象叫葛树珍，本山也不太满意。本山对我说，‘妈呀，我定的这人就是长得太一般。’我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啊。就成了……”
应该说，本山在干妈家找到了心灵上的慰藉，但并未摆脱生活上的苦恼。１８岁时(１９７６)年，赵本山离开了干妈家，到莲花公社宣传队统一吃住，演二人转，干活儿。第二年，公社宣传队解散，本山便只好住进了生产队队部，和打更的老头做伴儿。因为这时他的二哥赵本权已从军队转业回家，娶了媳妇，用本山原来的三间土房做洞房。本山留下的道，便只能是流浪，流浪。晚上流浪，白天到地里和社员一起干活儿。后来，又到五奶家和二叔赵德明一起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日子他倒有正经事干了，就是和二叔琢磨吹、拉、弹、唱。后来就找到了对象葛树珍。１９岁时就结婚成了家，结束了他白天挣命、晚上流浪的生涯。
痛苦的童年，流离的少年都过去了。流过去的平淡的时空，便成为后来明星的历史。
历史也这样记载过：
１９世纪末，在地球的西边英国的一座城市伦敦，诞生了一个不幸的男孩。出生后一年，父母离婚，他跟了母亲。母亲又在他６岁时精神失常被收入精神病院，他则被收入孤儿院。他自小当过药店的徒工、旅馆的侍应生、书店的伙计、玻璃厂的零工、印刷厂的学徒。他的童年饱尝都市里的苦难，从未得到人间的欢乐，但他后来却发现了对付这种苦难的惟一的有效的办法，他掌握了笑的秘密和诀窍。他能够叫人笑得浑身颤抖，又止不住眼泪直往上涌。他就把他的笑拍成电影。他的每一部影片均在世界范围内拥有３亿观众。他征服了观众，征服了世界，他的名字叫———理查·卓别林。
２０世纪中期，在亚洲大陆的中国东北农村，也诞生了一个不幸的孩子。他６岁丧母，８岁离父，生活颠沛流离、无所依托。他铲过地、种过田、唱过戏，饱尝了黑土地上的艰辛。他长大后也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嘲笑苦难嘲笑命运的秘密，他演起了小品，模仿起可怜、可悲、可亲的小人物，他的小样儿气死你、笑死你，笑得你流眼泪、肠子痛、歇斯底里。他的每一个小品借助２０世纪的电视技术，仅在中国至少就拥有９亿观众，他征服了中国农民、中国百姓，他叫———东方卓别林·赵本山
。 (摘自《笑神—赵本山传》，辽宁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版，定价：１９．８０元。沈阳皇姑区宁山中路１５号，１１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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