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源于民间，在溯源的研究上，常攀扯《史记·滑稽列传》、变文的讲唱、唐参军戏、隔壁戏等剧曲种或史料，以显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事实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来自北京城天桥的一大帮民间艺人齐聚颐和园宫门外，西太后看了表演，封赏其中杰出者八人为“天桥八大怪”；穷不怕、醋溺高、弦子李、赵瘸子、傻王、万人迷、胡胡周、愣李三。民间艺人得执政者封赏，是封建时代“出头”的契机，这些人的事迹这才有了记述。
“八大怪”之首穷不怕，本名朱绍文，是说相声的，也是相声行共尊的“祖师爷”。关于穷不怕的出身，有说是咸丰年间的秀才；比较确定的资料，说是戏班的丑角演员，因戏班解散流落街头，他手执响板，在街头、市场、庙会“撂地摆摊”，说唱故事，越来越受欢迎。穷不怕的行为在如今看来，是“街头艺人”，在当时，是“吃张口饭的”。
并没有人随着相声的发展历程写书立传，相声源流及原理的研究是1980年以后才发生的。相声的“信史”，从咸丰元年(1850)算起，至今才短短一个半世纪。所依据的资料，一则来自田野调查，老艺人口述；其他则是从有限的笔记、杂说中推敲出来的。推敲中，又为穷不怕找到一位“师父”张三禄，从此相声行有所谓的“师承八代”之说，在此简录八代的代表性人物：
张三禄——朱绍文(穷不怕)——徐有禄——焦德海、李德锡(小万人迷)——张寿臣、常连安、郭启儒、马三立——刘宝瑞、赵佩如、常宝(小蘑菇)、侯宝林——马季、牛群、唐杰忠、侯跃文——姜昆、赵炎、刘伟、冯巩、笑林。
师徒最初的形成，是生命依存的关系。知名度高的艺人，在演出时，围观者众，得赏较多，依附在现场的小乞丐也多，大乞丐与其全部驱赶，不如收纳心腹，结为势力。后来出现心仪者，愿随侍在侧，从学技艺；所谓“从学”，行话叫“偷”，师父并不传授一招半式，而是从学者朝夕跟随，耳濡目染，再凭自身的天赋领会。当代的师徒关系多为带艺投师，年轻的演员已具备条件，甚至有不错的知名度，再投名师门下，结成一家，浪漫的意味远大过实务的学习。
相声从街头艺人或高或低的谋生技艺，成为大众娱乐，进而精致化，成为表演艺术的一门。从“表演空间”的变化来看，可以说相声的发展历经“地摊期”、“茶馆期”和“剧场期”。
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前辈相声演员魏龙豪、吴兆南，年轻的时候都是“少爷”，当年都是观众。来台后凭借表演相声，联络袍泽感情，以解乡愁，日后随媒体的发达，将相声推向全面的娱乐，这是时代给予的契机。魏龙豪本名魏苏，为了寻找战时失去联络的弟弟，以其名为艺名；魏先生终身不曾拜师。吴兆南在香港拜侯宝林为师，是1982年的事，吴先生当时已年近六十，且早就名震天下，拜师，是浪漫，是尊重传统之意。
“柳活儿”张嘴唱
相声不像传统戏曲，有所谓“手、眼、身、步、法”的固定身体程序可依循，相声表演的走位，尤其是引用戏曲表演入段的肢体动作，传统术语称之为“腿子活儿”。“唱戏的腿儿，说相声的嘴儿。”说相声的要唱戏了，岂不得动动腿吗？
“柳活儿”的技术与“腿子活儿”常相提并论，指“张嘴唱”。中国地方戏曲有所谓“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柳活儿”的“柳”字未必指的便是山东柳子戏，它广义地被指涉为唱的技术。京剧表演的唱、念、做、打，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技术模式；而发源自北京的相声，一玩“柳活儿”、“腿子活儿”，很自然地会附庸于京剧，或拖它下水，因而产生了为数众多，以仿真、讽刺京剧作品、名角儿为内容的段子。
“柳活儿”、“腿子活儿”的练习与表演，牵涉演员对多重剧种、曲种的造诣，有跨行的难度，这对从前的演员来说，不太构成麻烦，因为戏曲是从前的流行音乐，大家都朗朗上口。对现代人，尤其是业余爱好者而言，就成了相当的困扰，很多人干脆就不碰这个部分，把这两门技术给偏废掉了。
也人以现代流行歌曲入活儿，来解读“柳活儿”，其中也有仿真名太平歌词是一种说中带唱、击板为节的有韵说书，原是“丐歌”的一种，相声这行共尊的祖师爷穷不怕，当年演出“沙书”，便是手里握沙撒字，口中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四字，还是西太后老佛爷御赐的呢。祖师爷的绝活儿，后来被相声演员视为练习“柳活儿”的基本功。根据我实习后的心得：练唱的目的，除了声带的锻炼和戏曲形式的体验外，更要紧的，是在节奏感、韵律感方面作广义的理解，演员不可以不具备这些条件。太平歌词的口诀是“千斤念白四两唱”，这句话值得玩味，要心领神会。
贯口怯口逗笑之功
语言是相声表演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辈们提及“语言艺术”时，我想他们是在强调勤练嘴上功夫的必要，并非在下定义。所谓“狗掀门帘子，全凭一张嘴”，这是外界对相声演员最无情无义的误解，好像只要两片嘴皮，劈里啪啦很能说，就能说相声了？实乃大谬。可惜的是，也有业余爱好者以此错误观念糟蹋自己，这就无怪乎遭人轻视了。
传统相声强调了几项嘴上技术：一是“贯口活儿”。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贯”就是一贯，将很多字符串起来，经过技巧加工，说出来产生快、脆的效果及旋律与韵味，相当于绕口令、俏皮话、数来宝是也。传统相声或偶一为之，也有整段都建立在“贯口”的基础上，如《报菜名》、《倭瓜镖》、《八扇屏》都是大贯口的经典，字句精准、完全落实，表演者强记词语，呼吸合拍，一捧一逗，句句高叠，像是二重唱一般。
再者是“怯口活儿”，又作“切口”。传统相声以北京话为语言核心，运用其他方言，即“怯口”。幅员辽阔、地理区隔是形成中国方言多变的主因，口音的差别，造成的心理隔阂也与山竞高。相声的“怯口活儿”，是找寻不同方言之间因误说、误听而制造的误解，从中调笑，或可从讽刺里反省。《南腔北调》、《戏剧与方言》是最成功的段子。
“相声”一词，指北京一地所形成的逗笑曲艺，但并非他处没有；上海有“滑稽戏”、“独脚戏”，福建、台湾有“答嘴鼓”。它们并非完全相同，但之间的差异确实也不大，都是以各自的本地母语发展出来，以说为基本形式的逗趣表演。另有一门与相声同步发展的表演艺术双簧：一人在桌前对嘴，比画作状，称为“撒头卖相”或“发头卖相”；另一人躲在桌后，仿真各种说话、声音，称为“横竖嗓音”。我们可以将这视为“相”、“声”的拆解与重组再现。
“说”“学”“逗”“唱”的“学”字诀，在狭隘的解释下，可说是对声音或语言形式的模仿，或口技。这是技术面，是硬功、外功；但对相声的认知若是到此为止，则是画地自限。广义的学，指对性格及人生的仿真，是内功，练的是“气”、“质”。怪声怪调也许好笑，但永远比不上发乎于内的幽默。
哼哈二将捧与逗
中国人看重成双成对的关系，在文化及小说、戏曲的传统中，常有成对的搭档：《封神榜》里的哼哈二将，《杨家将》的焦赞、孟良，《包公案》的王朝、马汉，乃至千里眼顺风耳、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皆是天生一对。或许正是此种潜在心理原因，使得二人搭档的对口相声成为相声艺术的代表形式。
对口相声“使活儿的”又称为“逗哏的”，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就是指主讲的那个人；相对的，帮腔的人称为“量活儿的”，又叫“捧哏的”。在“一头沉”的表演形式下，捧逗之间是主次关系；而在“子母哏”形式下，二人便成了等重。
传统理解捧、逗二人，常视为一智一愚，且将主讲人视为智者，帮腔的视为愚者。智者口出惊人之语，玩弄愚者。但我们不妨检查一下：所谓智者，其实常发谬论，愚者虽有正确知识，却在脑筋反应太慢的情况下被耍得团团转。所以，一智一愚的说法，在观念中已包含了讽刺意味。想想看，若智者舌灿莲花，传述的又是正确观念，那么他就成了一位成功的老师，不是相声演员。
又有一句口诀说“三分逗，七分捧”，与戏分轻重的认知恰好背道而驰，从台词多寡来看，主讲的占掉大多数，帮腔的只是在一旁嗯嗯哎哎地搭话，顶多再问个问题，何以说他“七分”呢？
相声表演的节奏感至为重要，聊天是平常事，人人都会，凭什么有两个人能站出来，在众人面前表演聊天？因为他们聊得好听。说穿了，相声艺术就是经过精密加工的聊天，加工手段便是语言的音乐化。简单点说：逗哏的像是一首歌，语言是音符，捧哏的便是小节。连串的音符没有限制，就没有“呼吸”，不但残害听者的耳朵，迟早也得自乱阵脚。捧哏的搭腔，为逗哏美妙的串串音符做好了规划，使得轻重缓急恰如其分，平述与高潮的对比增强，不再只是寻常聊天。更何况还有“相”——肢体、表情、定位、情绪的展演——没有节奏加工，岂不是要乱了套？
捧哏的所掌握的不只是逗哏的节奏，更是舞台与观众之间产生呼应关系的桥梁。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捧哏的即观众派上台去的代表，他为观众发问，也为观众拿捏出呼吸与笑声的尺寸；所以“量活儿”的“量”，是度量，表演的度量者所须具备的条件是冷静与直觉，而此种条件，惟经验中可以探得。传统的相声艺人，逗哏者往往较捧哏者年轻，捧哏者是资深前辈，甚至是逗哏者的师父。
除了资历的深浅，执行捧或逗的演员的基本条件也各有差异，如面型、胖瘦、身高、嗓音，乃至态度、个性，一个原本捧的演员，换个搭档或许就得逗，而相声演员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或依赖最适合的“另一半”，能达到“砣不离秤”的境界，实为难得。
传统相声，演员在舞台上所站的位置，有一定的规律；舞台以桌子为中心，捧哏的站在桌子的正后方，逗哏的站在桌子的右侧。根据对口相声捧逗关系位置，我们看见逗哏演员的全身，而捧哏演员的下半身被桌子遮掉了。什么原因使然？相声原本只有户外演出，进入剧场后，话题常绕着“戏”打转，名作如《戏剧杂谈》、《关公战秦琼》等，说到哪儿，演到哪儿。捧哏的站稳不动，逗哏的满场飞，这样，两人所站位置的原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捧、逗，加入第三个演员就成了群口相声，这位介入捧逗之间的第三者，叫“泥(ni)缝儿的”，取其填补砖墙缝隙之意。当群口相声的表演人数超过三人以上，往往是一群逗哏的，绕着一位泥缝儿的打转，他的功能也相当于捧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