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一部《隋唐演义》通过电波红遍了大江南北，千家万户都知道：东北出了个单田芳。 成名了，难免会有成群的好事者出来打听出身门第，甚至祖宗八代的历史渊源。单田芳走红之后也不例外，他的家谱被图解成了很多版本。每当提起自己的“祖根”来，单田芳就笑：假如上溯三代，的确是盘根错节，一
言难尽。
东北人都把单田芳称作地道的老乡，其实，只能说关东那片黑土地是他成就事业的人生阶梯。早在20世纪50年代，单田芳就在辽宁鞍山成家立业、拜师学艺，从1956年第一次登台，到走红东北三省，获得评书界“板凳头大王”的称号，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那时候，单田芳刚刚二十一岁，称得上少年得志。可惜，好景不长，1968年之后，单田芳莫名其妙地从曲艺舞台上消失了。“文革”十年，乌烟瘴气，整个社会都乱了章法，当收音机里再次传出单田芳的评书时，他已经两世为人，不知蜕过几层皮了。
1979年“五一节”，春暖花开。阔别观众十年之久的单田芳重新登上了三尺书台，应该说，这次不同寻常的复出才是他真正意义的“成名”，在极短的时间里，单田芳的知名度迅速提高，不但红遍了东北三省，也红遍了全中国——那时候，单田芳已不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而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了，拿他自己的话说：“前半辈子，我净倒霉了。”
东北这片黑土地是一块事业的跳板，成全了单田芳拥书入关，走向全国。这里沉积着他大半生的爱恨情仇、荣辱毁誉，恐怕永远也割舍不掉。
单家祖籍山东省德平县。那里是出孔孟、出圣人的地方。尽管陌生的德平只是祖辈流传下来的一个谱系胎记和文化符号，单田芳却依然很熟悉年轻时代的爷爷。为了生活，爷爷在山东与河北之间往返穿梭，芒鞋踏破，并结下了一门“千里姻缘”。于是，单氏族谱的地域走向在河北西部山区作了个急转弯儿，随即又折向大雪茫茫的关外。
单田芳的父辈分三支：伯父，单永生；父亲，单永魁；叔父，单永槐。
清末民初的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单家一气儿生了仨儿子，与其说是喜，还不如说是愁。全家上下五张嘴，很快就把单田芳爷爷的小买卖给吃黄了。
单永魁做童工打草袋子时，年仅十二岁。他天天顶着星星上班，披着月亮回家，像牲口一样地拼命干活儿，终于倒在了土炕上。在奶奶烧了无数高香、许了千万个重愿后，死亡线上的永魁居然神奇地挺过来了。搂着骨瘦如柴的儿子，当家的奶奶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让永魁、永槐走大哥永生那条路——从艺说书。老太太这句话，为单家两代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道路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如今，评书说到单田芳这个分儿上的，当然是凤毛麟角。然而，当他的父辈拜师学艺的时候，并未想过将来要成为万人景仰的“评书表演艺术家”。那时吃“开口饭”的曲艺行从来都是“撂地儿”，比花子乞丐体面不到哪儿去。如果不是为了一口饱饭，谁肯蹚这汪浑水呀。
还不错，单家哥儿仨靠曲艺活了！单永生投师西河大鼓，人送雅号“八岁红”；永魁则傍着大哥，弹得一手好三弦。三弦还弹来了著名西河大鼓演员王香桂，曲艺为媒，俩人结婚了。从此，奠定了一个奇特的“曲艺世家”：单田芳的父母、叔伯，乃至三位舅舅都是“门儿里”出身，难怪他说自己是曲艺熏出来的“虫儿”，恐怕早在娘胎里就开始入行了。
投身曲艺，就等于默认了“吉普赛式”的生活——四海为家，漂若浮萍，走南闯北就是为了说书吃饭。深冬的天津，鹅毛大雪飘飘洒洒，九河下梢一片白。书场里却极为热闹，观众们交头接耳地巴望着演员登场。此时的王香桂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她执意不听丈夫的劝阻，非要唱完最后一场不可。她挺着大肚子赶了一个多钟头的夜路，才准时到达茶社。单永魁一边伴奏一边替妻子捏着冷汗：“老天有眼，保佑他们母子平安。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呀……”
台上说的是王香桂的拿手活儿——《杨家将》，故事环环相扣，吸引住了台下的每一位听众。大概说到两个小时，王香桂顿感下腹剧痛，看来小宝宝就要出生了。整座书场一片唏嘘：“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孩子生到书台上啊！大伙儿赶快帮帮忙吧……”
立刻，停书救人。深更半夜，大雪纷飞，到哪儿去叫现成的黄包车？只有靠人抬了。大汗淋漓的王香桂平躺在一块救急的门板上，二百多名听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一拨儿接一拨儿地把她送进了天津市中心的医院。顶着北国凛冽的寒风，踩着马路上厚厚的积雪，在听众自动形成的人墙中，中国未来的评书大师即将诞生。
产房大门紧闭，忽然从里面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啼——单田芳来了。那个落满雪花的午夜恰好是1935年11月11日。
仰仗鼓曲吃饭的单家注定不能在一方水土上长久扎根，他们只能顺着书馆茶社游走江湖。家，成了一条随风漂流的小船儿。孩提时代，单田芳就守着这条无根的小船儿，披星戴月，飘摇沉浮。
1939年，王香桂和单永魁被邀请到齐齐哈尔演出。当时，单田芳刚满五周岁，话都说不全呢，总得找个可靠的人帮助照顾吧。也巧，王香桂新收了两个小姑娘做学徒，一个叫月梅，另一个叫小梅，除了台下学艺，“两枝梅”还自告奋勇地做起了“小保姆”。有什么坠手的活儿呢？不就是看管一个几岁的毛孩子吗？结果，小姐儿俩想错了，这个五岁的“大全子”（单田芳的乳名）居然是超级“淘气包”，看管这样的孩子简直比看管一筐跳蚤都难。
“两枝梅”一次次的告状，使王香桂、单永魁决定把五岁的单田芳塞进学堂里去。在全班几十个同学里，他属于丢进人堆儿就找不着的那种——岁数最小，个头儿最矮，当然就成了大家取笑的小玩意儿。先生的戒尺也一下子破坏了单田芳的好心情：干吗跑进学堂里找不自在呀？不如趁早挑白旗，拎包回家吧。
就这样，仅仅维持了一天的学生生涯便极为潦草地结束了。单田芳跟随父母走进了茶社书场。偌大的学堂都圈不住，难道这巴掌大的书场就稳得住儿子的屁股？王香桂和单永魁心里也没底，二人身在台上，心却在台下，惟恐单田芳又招惹出什么是非来。
也怪，到书场没两天，孩子居然被母亲《呼杨合兵》给俘虏了，屁股始终没有离开过小板凳。他还把小脸儿扬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台上母亲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表情也随着情节与扣子，一会儿晴、一会儿阴……单田芳不知不觉地走进了鼓词所指引的故事深处，他第一次领略到了鼓曲艺术的魅力。
单家的邻居姓张，在银行当差，因为年纪比单永魁大几岁，孩子便叫他张大爷。张大爷没有孩子，便拿单田芳当宝贝儿，瞧他乳臭未干就煞有介事地进茶社泡书场，便在背地里打哈哈：“真是龙生龙，凤生凤，爹娘说书，孩子也有兴趣儿。晚上回去，我好好考考这个小家伙儿，看他究竟是不是圈儿里的虫儿……”
当晚，小院儿里就有了新话题，张大爷劈头便喊单田芳的小名儿：“大全子，今天，听的什么书啊？”
小孩儿不假思索，答道：“听的是，小黑儿找老黑，老黑救小黑儿……”
老头儿眉头一皱，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大爷问问，书里的内容，你都记住了吗？”
小孩儿认真地点点头。
老头儿不相信，他拽起屁股下面的小板凳凑到孩子跟前，说：“真的，都记住了？那就原原本本地给大爷再讲一遍。”
单田芳爽快地答应一声，清了清嗓子，便开始惟妙惟肖地模仿母亲，兜售起了从书场里趸来的《呼延庆上坟》。小孩儿讲起来滔滔不绝，绘声绘色，从头至尾居然一个“扣子”也不丢，一个表情也不少，小嘴儿连珠炮儿似的，“吧儿，吧儿”地串到了最后。
刚刚五岁的毛孩子呀！就凭一对耳朵、两只眼睛，自己揣摩，即兴发挥，怎么就讲得这么流畅，这么自如呢！张大爷一个旱地拔葱抱起单田芳，连连称赞道：“奇才啊，奇才！总有一天，他会像母亲一样，称雄书坛！”
久经沙场的母亲也惊呆了，真是没想到，这个淘气包居然有这样出色的记性和悟性。母亲第一次用惊喜、陌生的目光审视着她的“大全子”。
（摘自《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张继合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定价：2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