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主笔◎王小峰 最早有关郭德纲个人的报道出现在去年10月30日（网络搜索为准），是关于他回天津答谢天津观众的报道。之后，有关郭德纲的报道便大面积降临，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媒体对他的报道就已超过百篇。
郭德纲，在这一时间成了一个文化现象。
媒体之所以对郭德纲如此厚爱，完全是出于对相声这门传统艺术的厚爱，相声在最近20年间的表现的确让许许多多喜爱这门艺术的人失望、厌恶。而郭德纲只不过是亲手擦去了蒙在相声上面的灰尘，重新恢复了相声原貌，让喜爱相声的人又找回了相声带给人的亲切感。在这一点，人们是感谢郭德纲的。
采访郭德纲，话题是从他那个《论相声50年之现状》开始的。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会写这么一个破坏行规的段子时，郭德纲深深地长叹一声:“唉——”这一声叹息，叹出了他的无奈、愤怒、失望，声音显得那么沉重。
郭德纲自小就喜欢相声，说了10多年相声，把基本功打得很扎实，而且他不仅能说相声，评书、戏曲等旁通的曲艺形式他都能拿得起来。在天津，他就像一个远离尘世习武练功的青年，在把自己练得差不多之后，感觉自己该出山了。1988年，郭德纲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当时他在全总文工团。但由于冻结人事关系调动，只好又回到天津。回到天津后，他左思右想，如果在天津呆着，娶妻生子，也能活一辈子。但转念一想，不行。“可是到老了就会后悔，80岁了，带着孙子，看着电视，你瞧见里面这个说相声的了吗？当初还不如你爷爷呢。孩子会问我，你早干嘛去了。所以为了活一辈子不后悔，哪怕磕个头破血流也要再来一次北京。当时也想，要是自己不行会怎么办？我想我会说相声、说评书、写东西、唱大鼓、唱戏，能会七八十出，有这些我死不了。”郭德纲谈到他为什么再来北京的时候说。
于是，郭德纲再次到北京。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步就迈进了艰辛，“到北京之后四处碰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谁会无故接纳你呢，这个圈儿本身就是名利场是非地”。
郭德纲回忆道:“正好蒲黄榆那地方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俩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这时候你要不唱，这钱就拿不回来了。当时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车带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这一趟打三回气也能坚持到。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往回走。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上面走车，底下漆黑一片，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30厘米宽。站在桥上往下看，应了那句话了:残星点点，斜月高悬，眼泪哗哗的。那会儿真是坚持不住了。当时我就想，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要成功。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多少次身临险境，多少次一点辙都没有，我都咬牙挺过来了。所以到今天，我说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郭德纲的这段忆苦思甜的故事跟很多人讲过，就是这段艰苦生活，彻底打碎了他一鸣惊人的梦想。“当时进北京的时候是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我也想当大腕儿，我也想一场挣多少钱，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为此，他当时还写了一首诗:“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郭德纲发现，想成腕儿不是说你苦练几年就有人认你的。当他逐步接近相声这个圈子的时候，才发现，很多说相声的人跟他并不一样，一代代继承下来的相声传统，在今天已经变了味道。让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自己天天练基本功，底子打得那么好，却没有人认可;而那些喜欢钻营的，连20个段子都说不出来的人却能大行其道？他不平衡，凭什么会这样？当他清醒过来，才一点点看出相声界的怪现状。看清了这些，他就不想成腕儿了。但他不能容忍别人糟蹋他喜欢的这门艺术。
如果了解了郭德纲的经历，大概就不难明白他为什么会向那些假冒伪劣相声开炮了。“唉，怪就怪在相声是一个让人开心的表演形式，但是不光别人开不了心，它自己就很尴尬。”郭德纲说，“人必须要混，演员嘛，干什么吆喝什么。演员要爱这行，看你拿相声当什么，相声对有些人来说是游戏，对有些人来说是工作，对有些人来说是手艺，对我来说就是命。我从小就喜欢这个，为它付出了很多。所以说这么多年过来，到现在，无一日能离开相声，太爱这行了。人需要敬业，爱这个，才能把它搞好。而且还不能急功近利，它是慢工出巧活。”
郭德纲的直言不讳自然会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攻击，因为他破坏了行规。尤其是曲艺界，江湖规矩比较多，说白了，即便相声在今天成了一种光明正大的曲艺形式，但是过去的一些江湖规矩仍然在起作用，你郭德纲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在砸别人饭碗。“我领教过江湖规矩。这些年遇到的坎坷和障碍，太多了。比如我们正在朝阳区某个剧场演出呢，有人打电话过来:‘我们是西城区政协的，命令你们停止演出。’当然他的这个办法很弱智，西城政协的怎么管得了朝阳区的剧场呢？这种小儿科的事情他们也干得出来。他也能买动某协会的秘书长之类的人，到我们的剧场说，‘我们准备把这里包下来搞什么贸易会’，来阻止你演出。甚至他们找到剧场，拉拢演员，不要跟他一起干，没有出息没有用。这样的事情每周有都有个三五回的。这个你让我说，说不过来，太多了，从来没顺过。”但是倔强的郭德纲不信这个邪，愣是给扛过来了。
停顿了一下，郭德纲又说:“很多人混到这个行业，他们有很多办法，他们按照他们的理解去表演相声，而且他们也运作得很成功，无论他们在台上的表现还是台下的手段，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方面我们做不来，这跟个人秉性也是有关系的。这得让我骂人，不骂人不行。”他又停了一下，“骂累了，不愿意当祥林嫂。”
“我看他们很可笑，他们不说相声可笑，说相声更可笑。”说到这个行业深不可测的行规，郭德纲说，“我没有破坏江湖规矩，只是当初人们成批破坏的时候没有人提出来。比如说有一帮人开车在条大路上走，这时候来了批人把司机打跑了，然后把车开到麦田里了，在里面开了30年，我只不过又把车开回到大路上而已。”
现在很多说相声的演员在二三十岁之前从事的是别的工作，比如厨子、木匠、瓦匠、电工……后来混不下去了就去说相声了，很多笑星也是这么来的。郭德纲说:“凡是专业不好的他都要在别处瞎琢磨，他在人际关系上想办法，这点你不可能不服。他脑子有限，他光琢磨相声琢磨不了别的，他琢磨不了相声就能干别的。为什么相声不好听？就是这个原因。”如果真有人把现在的一些相声演员在30岁之前从事的职业列出一个单子，你大概就知道相声为什么不景气了。一门最需要基本功的行业，这些人都没有练过就说相声了。
凡是去过郭德纲天桥乐茶园听相声的人，都会开心得乐个没完，甚至，这种开心的笑声都是久违的。这个场面会让人想起当年侯宝林或刘宝瑞说相声的情景。一个会说相声的人，一站在台上，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气场就能感染周围人，而这个气场必须靠多年的修炼才能出来，郭德纲做到了，而他所做的一切，本来就是一个相声演员分内的事情。其实观众对相声演员的要求，不过就是能把他们逗开心了而已。
最近20年，人们的确听不到好相声了，这一方面和说相声的人素质有关，另一方面跟相声走进电视有关。郭德纲说:“我们的传统节目有1000多种，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能在台上表演的也不过十几种了，这个比例就说明快完了。我们从解放前的老段子当中就能听出来，很有生命力，到现在还有人爱听。而新相声，能让人永远记住的，我伸出10个手指头数不上来。比如说有人写个《植树造林就是好》，这东西记不住，太有时效性，而且没有完全按照相声的规律去创作。这50年，一方面是作品数量在下降，一方面是演员素质在下降，可是他们还要撑着中国相声界的这面旗帜，难免出现比例不协调和尴尬，这是相声怪的所在。简单地说就是好作品没有了，好演员少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相声这门艺术，靠的是师傅带徒弟，但是，在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让说相声的带徒弟了，至少这种传帮带的形式不让正规化了，这多少影响到相声的承传。“文革”10年，耽误了一批人，所以在90年代，断代和电视相声的“繁荣”时间相吻合，导致相声成了一个最早不能让人发笑的幽默艺术。
按照郭德纲的性格，他目睹相声的怪现状，是咽不下这口气。至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都在说，他没有想振兴相声，能把相声界震动一下就行了，他只是想继承相声的传统。而继承相声传统的唯一出路就是让相声回到剧场。
一次偶然的机会，郭德纲在剧场里说了一次相声，才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好多人说，电视相声没法看，相声算完了。观众说什么的都有。观众心里不是滋味，我坐在那里看了会儿，也不是滋味儿。我们自己都不爱看。偶然有机会到茶馆里说，发现，观众很喜欢听啊。谁说不能说传统节目？我们一试，发现不是啊。可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那不是我对就是他们对，不是我错就是他们错。我想了想，观众还是认的。你得给人家，你不给人家，还瞪着眼睛说什么啊。”这次经历让郭德纲有信心把相声带回剧场。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视相声正逐步让相声失去它传统的魅力，电视可以传播相声，但是不能承传相声。“从10年前发现这个行业不学无术的人太多，那时候我们想把相声带回剧场。首先相声就应该在剧场演，相声不在剧场演，指望相声在电视上大红大紫本身就是个错误。电视是快餐，它不能炖出佛跳墙来。相声在电视上伸不开腰，我们一个节目四五十分钟，电视台哪个栏目能给我四五十分钟啊？而且电视要求快，我们为了适应电视，要剪裁一下，40分钟的节目，要求三分半搞定，这本身都是违反艺术规律的。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不能做，最起码它普及一下还是有好处的，但是你单指着它活下去就是演员的不对了。电视是可以抬人的，但以后走的路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怨观众，不怨社会，不怨网络，不怨外来文化的侵入，都不怨，就怨你自己。”
郭德纲看清了这一点，便招兵买马，搭起班子，“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于是从1996年开始，正式招兵买马，开始在剧场里说相声。这条路一走就是10年，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当初也不是为了什么，说坚持下来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一条道跑到黑，小车不倒自管推。刚回剧场，那时候没人，台下一个人的时候都有过。那时候，有人看就好，也有火爆时候，五六十人，可了不得了。不像现在，场场爆满。剧场里面坐600人，外面还有200人在等着”。
郭德纲很怀念当初的剧场，“30人、50人坐在下面听你说相声是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候我的初衷就是没指着说相声挣钱，就是想尽一个相声演员的良心和责任。我能多拉拢一个观众是一个，能多抢救一块活儿就是一个，当时就抱着这目的。能走到今天说明我们的道路是选对了，说明这10年来我们的工夫没有白下”。但是，郭德纲每次在说相声时候都要强调自己是“非著名相声演员”，一方面他要把自己和那些混在电视上的“著名相声演员”区分开，以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他希望观众能通过这个标签明白，他骨子里是瞧不起那些“著名”相声演员的。在郭德纲看来，他佩服的人是那些真正认真学过相声的人，“不光是大师艺术家们我佩服，正式学过相声的人我都佩服，不管他水平高低，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郭德纲倒是什么本事都有，在剧场里说相声，名气慢慢大了，就有影视圈里的人找到他，让他写点剧本什么的，这时他才发现:“嗬，这圈太好混了，瞪眼说瞎话，好歹写点东西就给钱。我现在不平衡的就是，写剧本一集给你好几万，我在相声上费这么大劲，没有这么大收获。”不过，他把从这方面挣到的钱都投到相声里面了，“在进剧场初期，请演员来说相声，卖多少门票人家不管，但是人家的钱一分不能少，所以开始一个月赔八九千跟玩似的。所以相声对我来说不是我挣钱的工具。我从小学的相声，是相声教会了我一切，我怀一种感恩报恩的心态去说相声。我没指望相声挣钱，只是到最近不赔钱了。”
郭德纲在逐步恢复相声的魅力，其实相声这门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能让人听了发笑。他常说，都是说话，凭什么人家愿意花钱听你说话呢？这就是相声的魅力所在。相声的表现手法有很多，但是都有规律，这些规律一旦被听众了解了，它的可笑性就可能会减弱。尤其是，现在人们在审美上和过去不一样，能引人发笑的点也随之改变。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台湾的相声演员说的相声，很关键一点是台湾相声把传统相声和戏剧表演结合在一起，同时在制造笑料方面手法也与传统相声不同。相比之下，大陆的相声在革新方面就很缓慢。即便是郭德纲，他现在力所能及的也不过是恢复相声原貌。毕竟这几十年相声被糟改得有点不成样子了。
所以，谈到如何让观众笑出来，他说:“首先你不能轻视观众，现在观众知识面广，如果你跟不上，还不如台下的人懂得多，你怎么能把他提得住呢？演员对观众来说要有神秘感，你必须要提得住他。他花钱听你说话，这就要求你必须有比他高的地方，所以就需要研究里面的奥妙。可是有些演员天赋摆在那里，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不过中国地大物博，干什么都好干，今天去山西榆次，演一段，拿3万块钱，这地方这辈子都可以不来。明天去内蒙古。我到死中国都转不过来，我够了。所以他就不用去考虑这些奥秘了。为什么说剧场相声没人敢干呢，难就难在这儿，它要求演员会得多。这周说20段相声，下周这20段就不能说了。一个演员会的少，你干不了的，过去更是如此。”
在电视上说相声也是一次性的，其实无法跟观众产生真正的互动，有时间的限制，导演的限制，遇上不懂相声的编导，后期再给掐掉几段，这样的相声自然没有剧场里锻炼人。在剧场里，观众就在几米远地方，随时可以互动交流，这需要演员随时即兴发挥，才能体现出相声的特点。而几十年来，相声从广播到电视，人们听到的都是录音重复，对相声的魅力缺少了一个了解方式。郭德纲说:“每次说相声，都不一样，都是临场编的。如果观众没反应，是抻得太长，那就紧上去。如果这儿还能加东西，那就撕开，有时候现场我能把节目给改了。有一回说《文章会》，说康有为来学校谈论诗词歌赋，后来出丑的故事。现在你再说康有为来学校就不现实了，我就改成金庸，但那天我说着说着就发现它跟往常不太一样，该有的包袱都不乐，再一看，台下半堂的观众都是民工。我们不是小看民工，相对而言这个节目不适合他们，于是我马上就改了，金庸来我们学校干嘛来了？来猜谜语来了。你们大家一块猜，看能不能猜着。后半段就是打灯谜、智力测验了，大家乐得很开心。所以这需要演员应变能力很强，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有。总之，一定要让观众开心。”
只有每次都不一样，观众才能爱看，才会有回头客，不过在郭德纲看来，这些其实也不难，“包袱分好多种，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就今天让你乐一次;有的能说半年，有的是能用一辈子的。我写东西从来不写甲说乙说，主要把‘梁子’写出来，基本上一遍就完了。只要你熟练掌握这种技巧了，这东西不是很难。2003年我参赛的《你好北京》拿了一个组委会最高特别奖，写这个作品只用了1小时。今年我徒弟参赛，《我要幸福》是一个半小时。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把理论的东西抛开，它本身没什么，它有一个规律，哪儿到哪儿是垫话，哪儿到哪儿是瓢把儿，怎么入进来、入正活儿，哪儿贴着底，哪儿催上去，我们有个公式，你会了就行了。中国语言够得成包袱和笑料的这些技巧，被100多年来无数相声前辈们都挖掘出来了。只要你说的是中国话，你说的是搞笑、包袱的地方，都在这里边，一二三四我都摆好了。到如今你说的无论是多新的笑话，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个包袱我们传统相声里面一九二几年就有。你比方说，话到节骨眼上多一个字观众就不乐，少一个字也不乐。有时差一个‘嗯’、‘啊’都不乐，神奇到这种程度。亲爹这么说乐，亲儿子这么说就不乐了;我今天剃这么一头穿大褂说这句话你就乐，明儿留一分头你就不乐，多神奇啊”。
而郭德纲能让人发笑还有另一个“秘诀”，“老实说，我看什么都可乐，看谁都可乐，为什么？这是基本功，从小就要练这个，瞧什么都可乐。这些东西不定什么时候在台上就会遇到。说刻意去学什么？没有”。
谈到发展相声，郭德纲觉得，不管相声怎么发展，传统是不能丢的。“相声不能断了他的脉！说这个人身上很脏，头发很长，躺在破泥堆里边，你要想救他你把他扶起来，换件衣服剪个头发洗个澡，里里外外 饬好了他就能活了。要是看他哪儿有毛病就割掉哪儿的话，他就死啦。救一个东西就不能断脉。拿相声来说，我们的相声，老年人也爱听，白领年轻人他也能听，包括附庸风雅的某些人也能接受，只要分寸拿捏好就行。”
据记者观察，在天桥乐茶园听郭德纲相声的人很多都是年轻人，可见，相声的确是一门老少咸宜的艺术，甚至，在媒体炒作下，听郭德纲相声已经成了时尚。对此，郭德纲说:“相声的观众不分年轻不年轻，因为它的功能是使人开心。谁不需要开心啊，什么工作的人什么年龄的人都需要开心，关键是你能不能让他开心和高兴。我的节目首先来说，最注重娱乐性。想当年清朝末年相声是干嘛使的，不是为了讽刺人，不是为了教育人，不是为了歌颂谁，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活命。说相声的人是为了活命，观众是为了找乐。我们的节目更注重就是一个娱乐性，就是让人开心。如果说从我的节目中你感悟到什么是你自己的事，与我无关，我没有强加给你。观众很累，这个那个缺房的缺钱的缺德的缺什么的都有，你上这儿来，他花20块钱上课来了？胡说八道啊。演员不要拿自己当圣人和教师，知道自己是干嘛的，这点很重要。我就让你高兴，就让你快乐。”
郭德纲只是做了一件一个相声演员该做的事情，因为他热爱相声，把相声当成命来看。“我就让你高兴，就让你快乐。”这是一个相声工作者最朴素的想法。但是，从很多对郭德纲描述的文字看，人们对他的朴素想法心存感激，这种感激多是人们已经很久没有从相声中感到欢乐了。有篇报道曾经这样描述:“这个场景发生在今年的10月5日。为了纪念相声开山祖师‘穷不怕’176年诞辰，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组织了相声专场纪念演出。这天郭德纲表演的相声是《论相声50年之现状》，在嬉笑怒骂间，他痛陈了相声界目前的一些内幕和私弊。令他意外的是，这个段子赢得的竟然是台下相声爱好者的眼泪，然后才是全场如雷的掌声。”
人们感激的是郭德纲对相声不良风气的拨乱反正，他对相声感恩，人们对他感激。感恩于感激之间，郭德纲就成了一个因感情投入而被放大的媒体现象了。
（《北京晨报》对本文亦有贡献）
